文 陶凯龙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到52.7%，小学阶段35.6%，高中阶段已达到80.5%。从近视程度来看，近视的孩子当中有10%是高度近视，超过1/3的是中度近视。也就是说，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的占比接近50%，数字触目惊心。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青少年的近视率为25%，德国学生的近视率一直控制在15%以下。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眼科专家说。

2022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表示“学生的近视率已经纳入校领导年终考核，即将会有相对应的问责制度。小学生近视率将成为校长办学考核的核心指标，存在严重问题的，校长会被问责。”

但遗憾的是在国内鲜有学校校长因为学生近视率升高而被问责。

近视有两种，一种是用眼过度造成的屈光近视，另一种是因为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眼轴增长产生的轴性近视。视力退化与学生课业负担、用眼习惯、灯光照明、户外活动、电子产品使用等多因素有关。过多使用电子产品确实是近视的一个诱因，但并非高度相关。最相关的其实是户外活动时间，自然光照会减缓青少年眼轴的过快生长。

眼睛健康是我国国民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近视率的升高对国家健康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青少年高近视率将对视力要求较高的军事、航天、精密制造业等行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直接威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国家安全，包括征兵。

除此之外，近视轻则影响正常生活，重则引起近视性黄斑病变、视力障碍、白内障、视网膜脱落等视觉疾病.是视力致盲的第一病因。

为此公众建议将中小学生近视预防纳入学校或校领导考核指标，杜绝强制学生课间和午休不许出教室的现象，多渠道、多举措共同做好青少年近视预防。

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牵头，联合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加强近视防控考核工作，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该方案标志着近视防控上升为国家战略。

2021年7月份，中办、国办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称‘双减’），同月，教育部等15部门联合印发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首先引导学生自觉爱眼护眼；二是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三是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四是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五是落实视力健康监测。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监测数据库，每年开展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动态监测，努力实现县（区）儿童青少年近视监测全覆盖；六是改善学生视觉环境；七是提升专业指导和矫正质量；八是加强视力健康教育。其中明确要求要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北京市教委还要求中小学在没有体育课的当天，要安排不少于45分钟的课外体育锻炼，全市中小学校每天要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节的体育活动。这些要求的落实都是防控近视眼的必要之举。

一沓沓文件，成为儿童青少年视力的保障。

政策是方向，关键在落实。

实际上，科学用眼、增加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的有效方法，成本也低。

然而，当前中小学学生普遍存在在校期间户外时间不足、课间和午休不许出教室、课堂教学PPT使用过度、老师对学生写字姿势监管不到位、体育课被随意挤占等现象较为突出，而问题的关键，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校长，作为法人，第一责任人，校长的教育观念影响全局，根本原因是有的学校不动脑筋，怕承担责任。

安全成为第一要务。

无论多少文件和规范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就是学校针对政策的实施执行，长期受于应试教育分数第一的思想，学生身体健康则成了其次，这里面的理念转变和利益冲突转变尚需一段时间。

而且主管部门的再多规范文件、检查和督导，效果之所以大打折扣，在于落实不到位。

十次督导，不如一次问责。长期以来，教育督导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问责跟不上。

所以出台《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并切实贯彻下去，效果自然明显。

同时，青少年的自身健康素养急需加强，包含健康观念、健康知识、健康方法、健康管理能力等多方面。健康观念，其核心是要让每一个孩子树立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观念，这是所有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

当然，眼健康需要群防群控、综合施策，既需要专业部门推动，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只有孩子本人、家长、学校、医院和社会“五位一体”，才能真正让近视防控工作形成一个闭环，最终达到良好的效果。